《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邓聿文

国总理温家宝10月28日在莫斯科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三点内容，并强调目前是有利时机。对照日前于北京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在其共同声明中表示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有了重建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一揽子方案。

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改革旧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张。当然，中国也清楚，要想改变业已确立了几十年的全球体系，不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做到的，要做到这点，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要有实力，二要寻找合适的机会。

应该说，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初步具备。在高速发展30年后，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虽然要像美国那样主导世界经济秩序还很困难，但改变其中某些对己不合理的成分是可以做到的，而眼下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金融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思想体系即“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危机过后，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乃至经济体系势所必然。

鉴于此，中国政府宣布将参加11月15日于华盛顿举行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参与的金融峰会。我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的是次峰会的确可以比肩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者作出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决定，缔造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霸权。在这次会议以及未来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我认为中国应该清楚地向现存体系表达自己的意愿。除了温家宝已经宣示的三点内容外，以下几点要特别传达出来：

其一，中国的主权基金和外储可以向处于困境中的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注资，或购买其债券，但条件必须是取消针对中国的所谓敏感高科技的出口或并购限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应该明确指出，要中国注资的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接受来自非市场经济的中国的资金，这是自相矛盾的。

其二，WTO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几年没有进展，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产品过度保护，因此，应该明确限制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过度保护，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大地开放其农产品市场。

其三，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界定它们的职能，包括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特别是要明确提出废止美国在IMF的事实上的一票否定权；同时增加中国在IMF的投票权比重。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已从2.94%提升至3.807%，但这远远不够。连欧盟主席巴罗佐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和外汇储备规模意味着，中国可以也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其四，打破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构建一个以美元、欧元、日圆为主的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化货币体系，待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后，再将人民币充实到这一货币体系中。

这是我为中国政府设想的几点。对此，国际社会特别是现存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会如何进行回应呢？我想，站在美欧立场，一个最大的可能是重提“中国威胁论”。果真这样，用不着担心他们会联手采取措施围堵和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的崛起现在看来是大势所趋，就中国而言，无论怎样韬光养晦，只要崛起的趋势不改变，美欧始终对中国的发展是怀有戒心的。因此对华战略离不开接触和遏制两手。与其如此，不如坦率地告诉他们我需要什么，这反而会令他们放心。而从美欧来看，由于欧洲要借重中国的力量争取与美国的平等地位，所以即使美国重新想遏制中国，欧盟都不太可能跟随。至于世界其他国家，由于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平等、不合理，而中国的主张也符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图，亦不大可能追随美国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政策。

因此，我认为，上述四点实现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事实上，我提出的这四点并没有超出中国当前的实力和国际博弈态势，换言之，它不是一种非份要求。以第一点来说，限制敏感高科技出口中国，以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本来就是基于有关国家国内的意识形态而作出的。贸易是一种互惠的行为，不卖高科技给中国，对其相关企业也是损失。而WTO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限定是15年，15年一过，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现在中国入世已满8年，与其届时被动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如现在承认换取中国的援助，这也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所以我坚信，这一点以及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短期内应是有眉目的。

当然，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考虑到发达国家农业集团的力量比较强大，以及暂时还没有哪种货币可以和美元平起平坐，要对过度保护农业进行限制，以及取代美元地位，乃需要时间。但这个方向应该不会改变。

总之，对中国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是一个百年难逢的改变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机遇，中国必须确保在重建中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意味着利益的分配。或者说，话语权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最大的利益，因此，谁能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谁就能赢得最大的利益。